“我多希望时尚是个可以轻松度日的领域。它很冰冷严酷，你必须跨越很多冰山。很残酷，但也令人振奋。”纪录片《时尚教父的福音》（The Gospel According to André）上映前，André Leon Talley对《纽约时报》（New York Times）表示。这位身高有200公分的时尚编辑暨造型指导，即使已经在时尚圈打滚数十年，提起这部讲述自己人生的纪录片，仍然显得局促不安。
在纪录片发表前，他特别前往纽约哈林区，向设计师Dapper Dan订制了一件可双面穿的卡佛坦长袍（caftans）。André Leon Talley亲自挑选长袍的布料，整体设计以Gucci金色和红色中国风的织锦图案构成，这样的构思不仅反映Dapper Dan的经历，也呼应了André Leon Talley不寻常的人生。长袍伴随着他出席电视访问、试映会及其他许多与电影有关的场合。
“我想让人们知道，我对一位黑人终于在凶残、冷酷的时尚界中得到他应有的尊重，是多么地骄傲！”André Leon Talley在介绍长袍的来历时表示。
Dapper Dan在80年代因为大胆翻玩精品品牌商标而走红，引来Gucci及Louis Vuitton等多家品牌不满，在这些品牌诉诸法律行动后，被迫关闭了哈林区的门市，此后低调沉寂了十多年，直到2017年，Gucci在2018早春系列中，使用了他在80年代就曾推出过的泡泡袖设计，才又重新成为时尚界的焦点。
André Leon Talley向他订制长袍，公开对他重新被认可表示欣慰，这不仅是对Dapper Dan的认可，也多少反映了他是如何看待自己身为非裔美国人，在时尚界打拼多年的经历。
朴素与豪华兼具的童年
回顾André Leon Talley的人生，肤色永远扮演重要的角色。1949年出生于华盛顿特区的他，在北卡罗莱纳州德罕镇（Durham, North Carolina）由外祖母所带大。他身为清洁妇的外祖母，一辈子都在清理别人的房子，自己家里更是一尘不染，André Leon Talley不只一次公开表示，他小时候的家，是朴素与豪华的综合体，他们的房子或许十分简陋，每年融雪时总是漏水，但却永远干净舒适得像王宫一样，木地板用蜡擦得雪亮。
“我在离家前，从没用过没被烫平的毛巾。”2003年他在回忆录《A.L.T.: A Memoir》中写道，“我从没意识到后来我会多想念这些。”
外祖母对生活的严谨态度，不仅给了他安定快乐的童年，也直接启发了André Leon Talley对时尚的兴趣。在他小时候，每周上教堂作礼拜，是社区里最重要的事，因此所有人，总是盛装打扮，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。
“你会看见女性非常美丽的一面，美丽的作礼拜帽饰和手套。这些都不是生活富裕的人，但他们有最棒的风格，特别是在星期天的时候。”他在2003年告诉《休士顿纪事报》（Houston Chronicle）。
不友善的世界 然而，融洽紧密的家庭生活，并不能完全保护他在成长时不受外在世界影响。André Leon Talley成长于1950、60年代的美国南方，当时南方实施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，非裔美国人不论在学校教育、工作，还是公共生活上，均受到排挤打压。就像所有团结又信仰虔诚的非裔社区一样，他的家人与邻居面对不友善的外在世界，态度显得坚韧又不服气。
“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外祖母不允许白人到家里来。那是她的规矩，唯一能进我们家门的白人只有验尸官。”2003年André Leon Talley接受《Interview》采访时表示。
他当时就读的学校只有黑人，初中时的法文老师及图书馆里的时尚杂志《Vogue》对他影响非常大，在别的青少年都在打篮球东奔西跑的时候，这个高大的古怪小子总是把自己关在家里，读小说看杂志。
“《Vogue》是我的嗜好，在我之前，家里从来没人买过这本杂志。”André Leon Talley表示，“当时星期天作完礼拜后最重要的事，就是洗完碗后穿过镇上的白人社区，找到在周日还有营业的书报摊，这就是最快乐的事。”
André Leon Talley 1966年从高中毕业，优异的成绩让他获得北卡罗莱纳州中央大学（North Carolina Central University）法语文学奖学金，1970年毕业后，他又获得常春藤联校布朗大学（Brown University）的法语研究奖学金，在布朗大学期间，André Leon Talley认识了许多对创意抱有热情的朋友，他于1973年取得艺术研究硕士学位，论文的研究主题是法国诗人波特莱尔（Charles Baudelaire）。
不寻常的时尚新人 获得硕士学位后不久，André Leon Talley前往纽约，申请成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（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）服饰典藏馆（Costume Institute）的策展志工，当时《Vogue》前总编辑戴安娜佛里兰（Diana Vreeland）在那里担任顾问。
Diana Vreeland对他的影响非常大，André Leon Talley回忆在他第一次见到这位后来成为他导师的传奇时尚编辑时，因为太紧张害怕，一度还躲在柱子后面。但Diana Vreeland在看过他打理的展品后，立即要求他留下，协助她策划年度展览《好莱坞的浪漫迷人设计》（Romantic and Glamorous Hollywood Design），而且在策展顺利完成后，引荐他去艺术家安迪沃荷（Andy Warhol）的工作室以及旗下杂志《Interview》杂志工作，开启了他的时尚编辑之路。
“Vreeland女士的教诲每天都跟我在一起。她教会了我服装的语言、风格的语言。”在纪录片中，André Leon Talley满怀感激地表示，“她说话的方式就像文学作品里的人一样。她会挑战你，但不会给你任何平庸的指示。”
1975到1980年间，André Leon Talley在《女装日报》（Women’s Wear Daily）及《W》杂志担任记者，频繁地来往纽约和巴黎报导服装秀，但也是在这个时候，他开始明显地感受到自己因肤色在工作岗位上被另眼看待。
“《女装日报》的女性员工对我很不信任，”2003年他对《Essence》杂志表示，“我不理会他们。有一次我不小心听到某人说，‘为什么Karl Lagerfeld要写信给他？他们会有什么共同点呢？’我在1975年透过安迪沃荷认识了Karl Lagerfeld，然后成为朋友，一直到现在。”
1970、80年代，黑人在时尚圈里并不常见，只有少数模特儿，担任编辑与造型指导的男性唯有André Leon Talley一人，因此他光是存在，就足以引起议论，许多人不信任他的专业能力，喜欢用各种方式在他的肤色和外型上作文章。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继续发展，先后在《Interview》、《女装日报》、《W》、《纽约时报》及其他刊物工作过后，1983年他进入了《Vogue》美国版杂志。
笑口常开的Vogue老爹 1983年至1987年，André Leon Talley在《Vogue》担任时尚新闻总监，1988至1995年担任创意总监。1995年，他离开《Vogue》前往巴黎为《W》杂志工作，1998年才又再度回到《Vogue》担任编辑顾问，直到2013年离职。
在这段时间里，他打造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影像，也结识、提拔了许多模特儿与设计师，更因为在实境秀《超级名模生死斗》（America’s Next Top Model）中担任评审，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。
与优雅又一丝不苟的总编辑Anna Wintour相比，笑口常开、音量惊人又举止夸张André Leon Talley，被许多美国人视为是《Vogue》贴近常人的代表。两人经常在时装周前排并肩而坐，对许多设计师而言，他对时尚史的广博知识以及对潮流的敏锐度，是非常令人敬畏、钦佩的。
“André是仅存少数还对时尚史有深刻掌握的编辑，他可以一眼看出你作品的创意来源是什么，然后预测你还能拿出什么来。”Tom Ford在2014年对《浮华世界》（Vanity Fair）表示，“天哪！当他坐在前排的时候，知道他能了解你想说的、想推入大众文化的是什么，这就是你会想成为设计师的理由。”
同样在《浮华世界》的报导中，Marc Jacobs认为，目前时尚界里还拥有与他类似经历的人，已经不太多了，毕竟André Leon Talley曾亲临过Yves Saint Laurent的发表现场，亲眼看过他的1940系列、俄国芭蕾系列，而亲自体验过那个年代的编辑与设计师，现在都已经渐渐凋零。
“我觉得他第一手见过、体验过时尚史，所以他的性格，他的创作，也构成了许多真实、无可比拟的时刻。”Marc Jacobs表示。
“André来自另一个时代，”2018年Tom Ford告诉《纽约时报》，“一个编辑真的可以创造梦境的时代，一个时尚这门生意还比较优雅的时代，一个风格真的很重要的时代。”也因为这样，他认为，近年来时尚产业变得越来越重视经济效益，对André Leon Talley来说，相当难以适应，这也是后来促成他决定离开《Vogue》的原因之一。
转换跑道失利 2013年初，64岁的André Leon Talley辞去在《Vogue》的职务，但仍旧会负责一个线上专栏。他表示，在决定离开前，康泰纳仕（Condé Nast）集团一下子就从他的合约里砍掉了5万美元的年薪，让他觉得好像“撞到玻璃天花板”。在经过深思熟虑后，他决定转换跑道，前往新创刊的俄国版《Numéro》担任编辑顾问，他当时透露《Numéro》与他谈妥了100万美元的年薪。
“钱不是一切，但当你开始考虑为退休多存点钱的时候，它就很重要了，”当时他对《女装日报》表示，“Anna Wintour非常理解我的处境，她认为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相处，我可以继续处理数位和线上专栏，我也乐意接受。”
可惜的是，André Leon Talley与俄国版《Numéro》的合作并不顺利，才短短一年，他就因为俄国政府对LGBT族群不友善的态度而决定离开。
“影响我很大的是Rachel Maddow去年冬天针对俄国反LGBT法案的报导，”2014年初他告诉《女装日报》，“那里的人完全没有公民权，这是我离开的原因之一。”André Leon Talley表示。
促使他离开《Numéro》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是俄国境内的经销商拒绝销售他与Tom Ford合作策划的2014年3月号，因为这期杂志封面上有一名全裸的男模特儿。在被经销商拒绝后，André Leon Talley与Tom Ford在短时间内挑选其他比较保守的照片替补，但最终《Numéro》完全没有采用他们选的封面。André Leon Talley坦言，那对他来说相当挫折，特别是Tom Ford的时间完全被浪费掉了。
离开《Numéro》之后的几年间，André Leon Talley参与过各种工作，2017年曾短暂主持广播节目。他从1995年起，就一直是萨凡纳艺术设计学院艺术博物馆（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Museum of Art）的董事会成员，也策划过数次展览，但这些都无法与他在《Vogue》美国版与《Numéro》俄国版的地位相比。
“某些朋友已经丢下我了，”在纪录片上映前，André Leon Talley对《纽约时报》表示，“Miuccia Prada是其中一个，我们曾经很亲近。她个性非常内向，所以现在她几乎不会在Met的台阶上和我说话了。Karl Lagerfeld是个随性所至的人，他本来就难以亲近，这很令人失望。”
Anna Wintour仍然与他非常要好，这位有“时尚恶魔”之称的《Vogue》美国版总编辑，在2005年时为了说服他控制体重，找来了Oscar de la Renta夫妇以及他的教会牧师助阵，联手说动他入住杜克大学的饮食体适能中心（Duke University Diet and Fitness Center），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心他的身心健康。
“大部分的时候，她待我像家人一样，”André Leon Talley表示，“我知道她非常在乎我。但有些时候，她待我像不合群的黑羊，某个被丢下、遗忘的家庭成员。”对于时尚界现实、不友善的一面，年近70的他，只有深刻的无奈。
时尚的黄金时代已不在 André Leon Talley目前一个人独居在纽约州白原市（White Plains），对他来说，这里是只属于自己的避风港，平时他甚少邀请客人进入家中，为事业打拼数十年，至今他从未与任何人建立过亲密关系。
“我把一切都给了事业，”他表示，“Diane von Furstenberg说，‘他害怕爱上别人’，我想我是这样没错。我很害怕、压抑，在严格的家庭中长大。但在外面世界里，绕着这么多了不起的人打转，对我来说，能拥有与Karl、Yves Saint Laurent或是Azzedine Alaïa的友谊，已经足够了。”
Diane von Furstenberg与André Leon Talley还在《Interview》的时期，就已经是他的好友，2009年初，两人曾一起出席前总统奥巴马的就职典礼，但许多André Leon Talley 的昔日朋友，目前不是渐渐失联，就是已经过世。
“我一个人生活，也会独自死去。我靠自己爬上来，也会独自走下坡。”他表示。
André Leon Talley说，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处在时尚的黄金时代了，“奥斯卡红毯已经不再能启发我了，你隔天早上起床，在Zara就能买到那样的礼服，无袖礼服再加上长拖摆。已经没有人会像莎朗史东（Sharon Stone）穿着高领上衣和Armani长裙搭配大衣，或像芭芭拉史翠珊（Barbra Streisand）穿薄纱喇叭裤那么独特了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