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0年代初期,刚从《Vogue》美国版总编辑刚退位的“时尚太后”戴安娜佛里兰(Diana Vreeland),虽高龄70,但无论经典色情片《深喉咙》(Deep Throat),还是纽约知名夜店“54俱乐部”,她全都了若指掌。戴安娜每天都让女仆为她梳妆打扮,在隆起的高颧骨打上厚重的腮红,搭配嘴唇和指甲“红不惊人死不休”的色彩,这样招牌的“歌舞伎妆”,成为她个人的鲜明印记。
最爱红色与巴黎 “丑陋的小怪兽”化身时尚指标 从小被母亲称为“丑陋的小怪兽”的戴安娜佛里兰,并没有把自己宽嘴、黑卷发、鹰勾鼻的缺点隐藏起来。从小就喜欢红色的她,选择剪短头发,将面容打白,搭配胭脂红的腮红,并涂上鲜红指甲油。这种放大原本缺点的策略,反而为她营造出优雅的感觉。
即便先后担任美国版《Harper’s Bazaar》时尚编辑、《Vogue》总编辑,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服饰典藏馆(Costume Institute)特别顾问,戴安娜佛里兰却从未打从心底接受以实用为诉求的美式时尚。创办纽约时装周的埃莉诺兰伯特就说,“她从不认为美式时尚代表什么,法国才是她心中的梦幻世界,她的心中有一所位于法国的时尚学院,里面传授立体派、印象派等知识。”
1927年随先生迁居到伦敦的戴安娜佛里兰,在伦敦开了一家内衣店,吸引不少名流上门光顾,但她却常说,“伦敦最好的地方就是离巴黎很近。”时常利用地利之便到巴黎拜访香奈儿(Chanel)创办人可可香奈儿(Coco Chanel),并把这段置身欧洲的时光视为她人生最美好的回忆。
时尚观点植基于欧洲旅居经验的戴安娜佛里兰,穿搭风格一直没有太大差异,也始终是时尚指标,唯独头饰、鞋子随着时代不同而改变。1930年代起,她先是喜欢戴头巾,而后爱上网状帽,最后又转而不戴帽子,直到1960年代时才梳“歌舞伎头”。至于鞋子,《Harper’s Bazaar》时期的她偏爱T字系带鞋,转任《Vogue》后则多穿Roger Vivier的经典金属方扣粗跟鞋(pilgrim pumps),但不管何种鞋款,她每天一定会请家中女仆将它擦亮。
第一个把比基尼带到时尚杂志的推手 戴安娜佛里兰担任《Harper’s Bazaar》时尚编辑时,负责一个叫“The HB Look”的单元。这个单元除了鼓励读者大胆选择穿搭颜色,也常呼吁时尚界“向非洲汲取灵感”。她说,“一件新衣服不会让你走遍各地,而是穿着衣服的那个灵魂,这个灵魂呈现你过去经历过的人生,还有你未来会做的事。从这个陈腐的世界中,选择令人陶醉的方式遁逃,就是时尚。”
1947年,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,戴安娜佛里兰到法国蔚蓝海岸(The Côte d’Azur)度假,看见有人穿着比基尼,突然灵机一动,想让模特儿穿着比基尼登上《Harper’s Bazaar》。时任她助理的芭芭拉史丽芙卡(Barbara Slifka)说,“她让模特儿在办公室穿上比基尼时,我们全都在场,然后我们全都吓呆了,因为当时真的没看过这么暴露的服装,但她就骂我们,‘你们如果还是持续这种态度的话,你们会让人类文明倒退1,000年。’”
当时也和戴安娜佛里兰共事的知名设计师卡洛琳舒尔(Carolyn Schnurer)说,“身为一个编辑,戴安娜总是色彩正确、时尚正确、轮廓正确。她要我剪裁时把泳衣腿部前缘修短,但要避开旁边,使腿部看起来更长。她也是第一个坚持要我做比基尼的人。那时候除了法国、意大利,根本没人敢穿比基尼,但她还是一直耳提面命,要我布料‘用少一点!’‘用少一点!’”
管你是谁,有自己的风格最重要 1960年代全球各地学运风起云涌,摇滚、嬉皮等次文化元素大大影响主流社会,恰好这也是戴安娜佛里兰在美国版《Vogue》呼风唤雨的年代。那时,她找来滚石(The Rolling Stones)乐团主唱米克杰格(Mick Jagger)、身材瘦小的名模崔姬(Twiggy)、身高190公分的薇露希卡冯伦道夫(Veruschka von Lehndorff)等人登上《Vogue》,并声名大噪。
其中,来自英国的米克杰格1964年登上《Vogue》时只有19岁,留着一头厚重短发,搭配显眼的厚唇,虽然在英美知名度还没打开,却流露着一股桀骜不驯的自信。当时英国版《Vogue》拿到他的照片时,原本不想刊登,还呛美国版《Vogue》工作人员,“不可能登他的照片!他是谁啊?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”
但当摄影师大卫贝利(David Bailey)把照片呈给戴安娜佛里兰看时,这位眼光独到的时尚太后却立刻大气的说,“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,但他看起来很棒,所以我们要登他的照片。”后来,米克杰格果真人气高涨,她每次想到这件事总对媒体说,“你看他那双丰唇,真是太到位了!”。
而另一位英国名模崔姬,短发、大眼、纤瘦,洋溢着小女孩般的天真无邪,身高虽仅172公分,不算得天独厚的超模身材,但仍深受戴安娜佛里兰重用。她回忆,“和戴安娜见面总像是觐见女王,她总是高高在上,对我说着她有多么‘爱慕’我,我知道或许我能在纽约与美国成名都要归功于她。”
作风与当今时尚编辑和评论家迥异的戴安娜佛里兰,对于服装秀、伸展台外的世界永远保持开放心胸,这也归功于1960年代大众文化、民权运动崛起的时代背景,让她可以尽情挥洒,包括歌手雪儿(Cher)、女高音玛丽亚卡拉丝(Maria Callas)、导演卢契诺维斯康堤(Luchino Visconti)、雕刻家亚历山大考尔德(Alexander Calder)、楚门卡波堤(Truman Capote)都曾在她担任总编辑时期登上《Vogue》,并大受欢迎。
从自身穿搭、杂志选题、人物挑选,戴安娜佛里兰的审美观不仅独树一帜,还走在时代浪潮的尖端。曾为她拍摄纪录片《时尚教主戴安娜佛里兰》 (Diana Vreeland: The Eye Has to Travel)的导演,也是她次孙亚历山大佛里兰(Alexander Vreeland)妻子的丽莎英莫迪诺佛里兰(Lisa Immordino Vreeland)就说,“她的态度就是,‘如果你有个长鼻子,请将它保持好,并变成你的金字招牌。’这也是她找芭芭拉史翠珊(Barbara Streisand)当模特儿的原因。”
而这一切,都可回溯到戴安娜佛里兰常说的,所有拥有风格的人都有一种特质,就是‘原创性’(Originality),“你一定要有风格。它会帮助你下楼梯,它也会帮助你早上从床上爬起来。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,没有它,你谁都不是,我所说的不是一大堆的衣服。”
资料来源:Vanity Fair、The Guardian、CNN、Harper’s Bazaar、BBC News、Independent、Diana Vreeland Legacy